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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風俗的嬗變與渤海民族的消亡

                文章來源:《牡丹江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8年02期 更新時間:2020-11-2531

                道德風俗的嬗變與渤海民族的消亡

                ——以渤海婚姻家庭習俗為例

                桑東輝

                摘要:作為一個民族,渤海族在中國唐代時期大祚榮建立渤海國時就開始顯現出其民族特性。隨著渤海國步入穩定和發展期,渤海族成為有別于其他民族的新民族。即便在渤海國被契丹人所滅之后,渤海遺民仍然保持了其民族特性。遼金時期, 契丹人和女真人或武力鎮壓, 或拉攏羈縻, 想盡辦法對渤海族進行同化。隨著渤海人、契丹人、女真人等東北少數民族漢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以及各民族間融合的不斷加深,渤海族的民族特性也逐漸被消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決定民族性中的諸要素逐漸淡化,特別是渤海民族獨特的道德風俗逐漸湮滅。以婚姻家庭習俗為例,渤海族的婚姻家庭觀念逐漸混同于漢人的儒家倫理觀念。由此,構成渤海族獨立存在要素的消失,決定了其在元代被作為“漢人八種”之一而失去了獨立的民族性。

                  關鍵詞:渤海族 民族融合 道德風俗 婚姻家庭


                在中國歷史上,雖然渤海國僅存國229年,但渤海民族作為中國古代東北少數民族,在遼金時期仍然保持著其獨特的民族特性, 直至元朝才被徹底融合入女真、契丹、漢族等周邊民族族群中。考究渤海民族的消失,一個重要原因是渤海人民族要素的弱化, 特別是固有的道德風俗的湮滅。 

                  ◢ 一 ◣

                  要討論渤海民族道德風俗及渤海民族消亡原因,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渤海族在民族學意義上是不是一個獨立民族。按照學界對民族構成要素的界定,一個民族的形成須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生活習俗、共同的民族認同心理等要素。對照這些要素, 不難發現,渤海人的民族特征是十分明顯的。 

                  第一, 渤海人有其共同的地域。從民族來源上, 渤海族是多元一體的, 是以粟末靺鞨為主體, 融合了夫余、濊貊、高句麗、漢族等組成的新民族。據《遼史·地理志》所載, 在渤海國強盛時, 擁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 號稱“海東盛國”.其疆域包括現在吉林省的絕大部分, 黑龍江省的大部分, 遼寧省的一小部分, 以及俄羅斯遠東濱海地區和朝鮮的咸鏡北道、咸鏡南道、兩江道等部分地區。即便是渤海國被契丹人滅亡, 渤海遺民被大量遷徙至遼地插花安置后, 其部族人民仍聚族群居。遼金時期, 遼東、遼西、山東半島等都是渤海人較為集中的聚居地。

                  第二, 渤海人有共同使用的語言文字。據有關學者研究, 作為多民族共同體所創立的渤海國, 在大祚榮建立震國之初主要流行兩種語音, 一為粟末靺鞨所持的阿爾泰語系通古斯語族的靺鞨語;一為夫余、濊貊、沃沮、高句麗等古亞洲族語, 后來隨著漢化程度的加深,漢語成為渤海人公認的、約定俗成的官方語言和時尚語言。

                  第三, 渤海人具有共同的生活習俗。生活習俗涵蓋很廣, 包括飲食、服飾、車馬、居處、生養死葬、婚姻家庭等諸多方面。此處僅擷取幾個方面簡要說明。渤海民族在形成初期,其生活方式特別是衣食住行等方面仍具有明顯的靺鞨等民族習慣。但隨著漢化程度的加深, 渤海人在服飾和飲食習慣上很快就漢化了。從考古發現來看,“渤海人的居室坐北朝南,一般建在夯土臺基上,以木搭架,木柱下有石柱礎,多用土坯砌墻,官府或大戶人家偶爾也用磚、青瓦鋪頂,或以草苫屋頂”。從考古發掘的渤海墓葬看,在喪葬形式上既有木棺葬、火葬, 也有合葬、二次葬。這不僅體現出靺鞨喪葬的特點,也包含了高句麗文化、漢文化的特點,反映了渤海民族構成的復雜和習俗演進的軌跡。由于渤海婚姻家庭習俗是本文討論的核心,下文將具體加以分析。 

                  第四,渤海人有很強烈的民族認同心理。特別是在渤海國滅亡后, 渤海人的民族認同感和凝聚力反而表現得更加突出,民族意識也空前增強。如,契丹人曾兩次大規模地將渤海遺民分割遷徙到遼地,進行插花式安置。但是,被遷徙分割后的渤海人仍“聚眾而居,驕然自異, 不與他族同俗”。特別是一些渤海遺民中的貴族豪俊更是堅持不懈地致力于渤海復國的活動,這可以從遼治下渤海人燕頗、大延琳、高永昌等組織的民族獨立性質的起義得到較為可靠的證明。他們的起義大多具有民族復國性質,高永昌更是打出了“大渤海國”的旗號。進入金朝統治時期,盡管渤海人受到了同為靺鞨后裔、族源關系較為親密的女真人的善待和懷柔,甚至與女真皇室保留了穩定的通婚關系, 但是渤海右姓中的大氏、高氏、張氏、王氏等家族之間仍保持著相對穩定的同族聯姻習俗,努力保持其民族特性和族群穩定性。此外,不僅渤海人自身認同其為一個與他族不同的民族群體,與之同時期的中央政權和地方政權也都將渤海作為一個特殊的族群看待,唐宋時期稱其為“渤海靺鞨”, 遼金時期稱其為“渤海人”, 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渤海是一個與其他族群不同的新族群。

                  基于上述因素,目前,學界就渤海作為獨立民族存在過的這一事實基本已經形成共識。那么,隨之而來的就是渤海民族形成于何時的問題了。關于渤海族形成的時間段和節點,學界也有不同說法。有學者認為,“渤海民族最早的形成是在七世紀末葉”。也有學者將渤海族的形成標志具體到某一時間節點,認為在唐肅宗至德元年,即公元756年,渤海大欽茂遷都上京“是渤海國和渤海族正式形成的標志”。還有學者將渤海族的形成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隋末唐初。此時正值中原王朝北伐高句麗,其間,粟末靺鞨乞乞仲象、大祚榮父子率部徙居多民族雜居的營州,并率先漢化。此為渤海族形成的決定性開端。第二階段是渤海國存在的二百余年間。其間, 渤海族通過統一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力量的作用而日臻固結。此外, 也有學者認為,“渤海國建立之初,并沒有形成一個民族,渤海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應在其第三代王大欽茂執政時期,即公元八世紀中葉”。關于渤海族的形成時間問題的討論還有很多,本文僅摘取上述幾種代表性觀點。筆者認為,一個民族的形成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因此很難將一個民族的形成精準地固化到某一點。應該說,從大祚榮建立震國就已經開始了渤海民族的構建,并逐漸具備了渤海族的雛形。而至于何時真正形成渤海族,按照民族形成所應具備的諸要素分析,本文認為,最遲在公元八世紀前后,渤海作為一個新的民族應該已經基本形成了。

                  ◢ 二 ◣

                  渤海人的婚姻家庭與同時期漢族和北方其他民族相比具有其自身的特點。據宋人洪皓的《松漠紀聞》載:(渤海國)婦人皆悍妒,大氏與他姓相結為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游,聞則必謀置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覺者,九人則群聚而詬之,爭以忌嫉相夸,故契丹、女真諸國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唯渤海無之。  

                  從上述記載可見,渤海人在婚姻家庭習俗上仍不乏古風遺存。在家庭內夫妻尊卑上,質樸的渤海人沒有嚴格的夫尊妻卑,甚至于渤海女人在家庭中保持著比較強勢的地位,如監視丈夫是否在外面置有側室。洪皓作為儒家文化培養起來的中原士人,將渤海婦女在家庭中的這種強勢歸之于“悍妒”。但這種認識顯然是囿于儒家禮教尊卑的狹隘觀念。事實上,渤海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正體現了渤海人由原始氏族部落向封建制邁進過程中,婚姻形式上仍保持一夫一妻制的個體家庭特點。即便是渤海人已經漢化到了一定程度, 在婚姻家庭關系上, 渤海婦女仍以不允許丈夫蓄妾、嫖娼的強勢頑強地捍衛著渤海人嚴格意義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格局。關于渤海人固守嚴格意義上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情況,在考古發現中也多有佐證。如,在黑龍江省海林市山咀子渤海墓葬發現的幾例男女墓主并列合葬看,“當時似以一夫一妻制的個體家庭為基本形態”。之所以一再強調渤海人是嚴格意義上的一夫一妻制,主要是從婚姻形式上看,蓄妾、置側室的一男多女式家庭也是一夫一妻制的,只不過是蓄妾的一夫一妻制。比較而言,只能說渤海人是堅持不蓄妾條件下的一夫一妻制,而與漢人、女真、契丹貴族的妻妾并蓄條件下的一夫一妻制有著很大差別。而這體現出的恰恰是少數民族的傳統民風。中原漢人之所以要實行妻妾并蓄條件下的一夫一妻制,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要解決儒家所謂的孝道問題。誠如所謂的“不孝有三,無后為大”, 不蓄妾的一夫一妻制的確存在因妻子一方不孕而斷絕家族血脈胤嗣的隱患和可能。因此,古人往往以納妾、置側室的方式解決因婚制和不孕而可能產生絕后不孝的隱憂。

                  應該說,渤海人的婚內家庭關系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到較為原始的婚俗影響的。渤海人的婚俗頗類《詩經》《周易》《禮記》等古籍中記載的原始先民的婚俗,即所謂“期于桑中”“奔者不禁”“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的劫掠婚、自媒婚等原始婚俗,而沒有實行漢人的媒聘六禮的成婚形式。據《松漠紀聞》載,作為渤海遺民的一支——居住在混同江(松花江)邊的嗢熱(即兀惹) 婦女,見有女真貴公子至其地攜酒戲飲,則“多聚觀之,間令侍坐,與之酒則飲,亦有起舞歌謳以侑殤者。邂逅相契,調謔往反,即載以歸。不為所顧者,至追逐馬足,不遠數里;其攜去者父母皆不問,留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寧,謂之拜門,因執子婿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媒,勝于納幣而昏者”。類似記載也見于《契丹國志》《三朝北盟會編》等史籍。應該說,兀惹人這種自由放縱的自媒婚所展現出的正是渤海人婚姻習俗的孑遺。這種婚俗是由原始的對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轉變中的一種古風遺存。這在當時東北民族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上所述,既然兀惹婦女所追逐委身的是女真貴公子,說明女真人也是流行這一風俗的。如,女真習俗中的“放偷日”就體現了男女自由結合為婚的習俗。盡管女真人也曾經有過這種古老的婚俗,但漢化后, 金朝統治者很快就禁絕了這種落后的古風。而與此相反,漢化較早、較深的渤海人卻仍流行這種婚俗,也就保留了渤海婦女的自由奔放的個性。這樣,《松漠紀聞》中所記載的,渤海婦女“悍妒”“不容側室”以及契丹、女真男子多蓄女倡、小婦、侍婢而渤海男人獨無的情況也就不足為奇了。到了金世宗時期, 為了強化婚姻家庭中的禮教, 針對渤海婚俗特意下詔明確,“以渤海舊俗男女婚多不以禮,必先攘竊以奔,詔禁絕之,犯者以奸論”(卷七《世宗紀中》)。

                  事實上,隨著女真人對渤海人的懷柔政策,特別是女真皇族與渤海貴族女子的聯姻,渤海人的婚俗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 所謂的“堅持不蓄妾”的一夫一妻制也無法維系。至少在當時,作為一個被征服的民族,渤海女子無法再保持在家庭中的強勢地位。具體而言,被動地與女真皇室聯姻的貴族女子已經無法制約丈夫的蓄妾行為,因為連她們自己也不是作為正妻而是作為側室被納入女真皇室家族中的。據《金史·后妃傳下》載:“天輔間, 選東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 (卷六十四《后妃傳下》)也就是說,遼陽渤海貴族女子中德貌俱佳者被金廷選召充作金宗室儲王的側室。金皇室納渤海女子為側室的有很多,如金太祖諸子中,宗干納渤海大氏女為次室,宗輔納渤海李氏為次室;金世宗的妃子中渤海女子更多,主要有大氏女、張玄征女、李石女。盡管渤海貴族或主動或被動地與金宗室保持著聯姻關系, 但渤海貴族也極力強化族內通婚, 努力保持其民族認同感和民族意識。如,渤海貴族中,大氏、高氏、李氏、張氏、楊氏等彼此通婚,保持了較為密切的族內姻親關系。以遼陽張氏為例,張浩高祖母為大氏, 曾祖母為李氏,祖母為楊氏,母親為高氏,張浩夫人也是高氏,其家族中的張玄征、張汝弼也皆娶妻高氏。由此可見, 張浩家族歷代姻親皆為渤海人。到了遼金時期,渤海張氏與熊岳渤海王氏世代聯姻。如,王遵古娶張浩女,其子王庭筠也娶了張浩的孫女。由上述例子不難看出,渤海貴族都是娶同族女為妻的,從中也可略窺其濃厚的民族認同心理。

                  ◢ 三 ◣

                  渤海國是一個仿效中原政權而建立起的地方性民族政權,其突出特點是在意識形態、典章制度等上層建筑方面,大量移植、效仿漢文化的政治倫理、價值觀念,乃至政權構建模式。以中央政權的機構設置為例,渤海國仿效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設置了政堂省、宣詔省、中臺省三個省;同時,設置了相當于唐代的吏、戶、禮、兵、刑、工的六部。值得注意的是, 渤海國的六部名稱與唐朝不同,而是冠以儒家道德德目, 即:忠、仁、義、智、禮、信六部,甚至決定國家政權運轉的核心機構都以儒家道德倫理含義命名。由此可見,儒家文化對渤海國的影響是極深的。應該說,渤海歷代統治者皆是主動積極地進行漢化,堅持不懈地倡導儒學的。大欽茂時期,曾派使臣到唐朝求請唐禮和歷代史書等文化典籍,并先后派出貴族子弟到唐都留學。一些優秀子弟,如烏炤度、烏光贊、高元固等都曾中過唐朝的進士。甚至于渤海人起名和封謚也多采用儒家道德語匯,如大仁秀、貞孝公主、貞惠公主等。由上可知,“盛行于內地、宣傳封建倫理道德的儒學, 成了渤海學習、輸入唐王朝封建文化的中心內容”。相對于東北地區其他少數民族,渤海人的文化素養是較高的。即使渤海國滅亡后的遼金時期,渤海人較之契丹、女真而言,無論從倫理道德、文化修養, 還是生活情趣、服飾飲食等方面都更勝一籌,即使與北地漢人和中原宋人相比,也不遜色。如, 金代著名詩人王庭筠就是渤海人,史稱其善詩文,工書法,號稱金代書法之冠。在金代渤海人中,以張氏和王氏兩個家族子弟的才學最高,張浩及其子張汝為、張汝霖及從侄張汝弼皆為進士出身;熊岳王遵古、王庭筠父子也均出身進士;王庭筠的養子萬慶、侄子明伯、外甥高憲也都以文名世。

                  渤海人不僅在典章制度、意識形態、文化教養等方面加速漢化、儒化,在婚姻家庭習俗方面其漢化程度也不斷加深,儒家倫理色彩日益濃重。盡管渤海女人在家庭中表現得比較強勢,但隨著時代的發展, 渤海人在婚姻制度等方面逐漸認同儒家的倫理道德,特別是婦女的貞潔觀念日益強化。一些渤海貴族婦女不僅逐漸放棄原有的嚴格意義上的一夫一妻制,而認同于妻妾兼蓄下的一夫一妻制,而且開始自覺地抵制一些婚嫁陋習。如,對東北少數民族盛行的收繼婚,有的渤海女人就表示不認同并加以抵制。作為肅慎——挹婁——勿吉——靺鞨一脈相承下來的渤海人,歷史上應該也是有過“父死子烝后母,兄死弟妻其妻”的收繼婚傳統的。然而,到了金代,渤海婦女中已經有人放棄了原有的婚俗傳統,而認同儒家的婚姻倫理。史載金世宗的母親渤海李氏在其夫宗輔死后,拒絕按照女真人收繼婚的傳統改嫁宗輔之弟而出家為尼。可以說,到了金代,渤海人的婚姻家庭習俗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由原始的民族婚俗開始轉向儒家的婚姻倫理。  

                  ◢ 四 ◣

                  特定的民族習俗是一個民族存在的基礎。渤海民族的消亡在某種程度上要歸因于其特定民族習俗的湮滅。

                  渤海人較為強勢的不蓄妾的一夫一妻制,因與女真皇族的聯姻而在渤海貴族集團中率先受到沖擊。盡管其族群中的下層民眾是否仍保持不蓄妾的民族婚姻家庭習俗史料闕如,但隨著民族融合的加劇, 到了金朝后期已經很難再見到渤海家庭不蓄妾、婦妒的記載。到了元代, 渤海人已經變為“漢人八種”之一,其獨立的民族性消磨殆盡。然而, 有關這一時期的史料中,仍有記載一些偏遠民族有關婦女悍妒,這也從另一側面說明,渤海婦女強勢悍妒的民族特征逐漸消減了。

                  除了婚姻家庭習俗的變化,在服飾、飲食、民居和建筑方式以及喪葬習俗上,渤海人也逐漸失去了其民族特色。如,他們的服飾、飲食早在唐代渤海國期間已基本漢化。渤海人的民居到了遼金時期也已經異化了。如,據《契丹國志》卷二四《王沂公行程錄》記載,遼地的渤海人家其“所居室,皆就山墻開門”。這種房門開在東面山墻上的做法并不是渤海人的傳統習俗,而是具有拜日傳統的契丹和奚人的居俗。而這也說明,渤海人在居俗上出現了改變,主動適應被移民地區的民風民俗。與此同時,渤海人的喪葬習俗更是多種民族形式并存, 不具有其自身特點。

                  應該說, 渤海人在主觀上一直在努力保持其民族特性,特別在被契丹滅亡并被多次分割遷徙后,表現得更加明顯。在新的移居地, 堅持“聚眾而居,驕然自異,不與他族同俗”。而且,渤海貴族之間堅持族內通婚,即使在金朝時期,女真統治者大量征召渤海貴族女子入宮為側室的情況下,渤海貴族仍努力堅持娶同族的習慣。此點從渤海右姓張、王、高等家族聯姻狀況中不難看出。但是,這種保持獨立民族特性的主觀努力,與其民族從形成初始已有的兼容并包、積極漢化的民族特性正好背道而馳。

                  如前所述, 渤海族的形成就是多民族融合的產物,以粟末靺鞨為主體,融入了高句麗、夫余、濊貊、漢族等不同成分而構成。由于渤海民族構成的多元性決定了其民族習俗的多樣性,也決定了其民族性中的兼容多元、開放包容的特點。本文認為,這種開放包容的民族特性是渤海族形成的決定性因素, 同時也是其最終消亡的重要原因。因為開放包容、兼納了多種民族文化和語言,所以, 渤海國建立之初就沒能對其獨特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加以重視和提煉。加之, 在典章制度、道德文化、語言文字等方面多仿效、移植中原漢族王朝模式, 導致了渤海族從形成之初, 其民族特性就表現為包容各族特色, 尤其吸納漢文化的多元融合體。如果說,在文明程度上渤海人較契丹人、女真人漢化更早,因而與東北地區的契丹、女真有所區別,那么, 隨著契丹、女真的國家政權建立,漢化步伐不斷加快, 到了元朝, 渤海與契丹、女真已無明顯區別,此外與燕、魯、晉等北地漢人也無太大區別。這也就是元人將他們都歸入“漢人八種”的基本依據。對于渤海人來說, 開放包容的民族特性是一把雙刃劍。因其開放包容, 渤海國才迅速融合了靺鞨、夫余、濊貊、高句麗、漢人等不同民族形成了新的渤海族。但反之,也正因此而導致其民族文化是雜糅的,并在民族進步中基于文明的進化而不斷漢化,最終被契丹、女真、蒙古等“視同漢人”。由此認為,早在遼金時期,渤海人的民族特性已經不突出了, 無論在文化修養方面, 還是生活習慣上都已極大漢化, 且程度之深遠在同時期的契丹、高句麗、女真等民族之上。這也可以解釋遼人和金人都對渤海人“一依漢法”管理的原因所在。

                  回到本文開篇所論及的民族形成要素,本文認為,渤海族的消亡也從這些要素不再顯現而得到佐證。其一,是關于共同居住地域這一要素。在渤海國存在時無疑是具備的, 即便被滅亡民族遭到遷徙, 仍在新的移居地聚眾而居。但是, 隨著遼人對渤海人的多次分割遷徙, 加之金朝又將部分渤海人遷到山東、燕地等處,渤海人的共同居住地被分割、打破,呈碎片化、插花式的民族生存狀態,民族獨立的大片居住區域難以保持,保持民族獨立性的空間受到沖擊和抑制。其二, 是關于民族認同心理。這是渤海族在遼金時期仍然頑強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渤海人在亡國后被分割遷徙到遼地后仍聚眾而居,不與他族同俗。大延琳、高永昌等抗遼斗爭中都以復興渤海國為號召,無疑也是通過民族認同感號召渤海部眾的一種手段。在金朝的懷柔羈縻下, 張氏、王氏、高氏、李氏等渤海貴族仍努力保持其民族認同感,聯姻通婚,在政治上彼此配合,努力保持其民族特性。然而,這些努力和民族認同心理在金朝統治期間已被銷磨殆盡,有金一代再沒有出現過類似遼代時期的渤海人復國運動。至元朝,渤海人的民族認同心理在現存史籍中已經難以尋蹤覓影了。三是,關于共同的生活習俗。此點前文已經做了較為詳細的論述。在同時代東北民族中,渤海人的衣食住行漢化速度最快,漢化程度最深,同時,在衣食住行風俗上也吸納了周邊的女真、契丹、高句麗等民族習慣。隨著元朝的一統,渤海人作為“漢人八種”之一已經沒有其獨特的生活習俗了。四是,關于共同的語言文字。在渤海國成立之初,由于其民族構成成分的不同,曾在不同部族內、在下層民眾中保持其不同的語言風格和方言用語, 但從官方和時尚流行的角度來看,從渤海國建立后就一直是漢語、漢字的天下,也不具備獨一無二的語言文字特色。

                  從民族構成要素考察,失去了民族特有的習俗支撐,加之民族共同生活區域的碎片化、語言文字的無差別化、民族認同心理的淡化,一個族群作為民族獨立存在的基礎就不復存在了。這也是渤海族在元代初年最終消亡的根本原因。綜合分析渤海族消亡的原因,固然有契丹人對渤海人的分割、遷徙等硬性同化和女真人對渤海人的聯姻、懷柔等軟性同化,但根本原因還在于渤海民族特有的生活習俗、道德風俗的湮滅。而從渤海民族的基因看,渤海人的特有風俗習俗原本就不突出,這也與其民族構成的多元性和民族文化的開放性不無關系。概言之,正是渤海民族多元融合、開放包容的民族特性決定了其民族風俗和習俗缺乏明顯特點,也決定了其在元朝一統天下時與漢化的契丹、女真等民族一道并入北地漢人的洪流。可以說,這種民族融合的特點也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發展史的一個顯著特征,是中華民族活力和持續力的根本所在。

                本文原載自:《牡丹江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8年02期  

                作者單位: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

                 編輯/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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